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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艺术客 撰文/廖廖

　　一千年前看洛阳，一千年后看京都。隋唐时期的洛阳为“天下之中”，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洛阳大概可以说是9世纪的首都。21世纪的日本京都，传统共现代一色，经典与前卫齐飞。过去的一千年里，两座古都的文化与艺术数轮浮沉，两座名城的视觉秩序几番变化，背后是审美话语权的变迁，也是精英文化向流行文化的转变。

　　洛阳与京都两座千年古都，都是权力精英设计的“模范城市”，而不是由乡村自然发展而成的城市。洛阳与京都的建筑、寺庙、园林、书画，所有视觉文化都是权力精英的审美意识的倒影。

　　一千年前，慕名来到洛阳的日本遣唐使，仰视着这座古都的建筑、佛教、园林、书画，他们被洛阳的艺术与文化折服，试图与这座古都对话，最后还在日本“复制”了一座洛阳城——平安京（京都旧名）。大唐文化与岛国文明融合和发酵之后，酝酿出一种别样的审美，但是京都始终都没有摆脱洛阳的底色：一座由权力精英设计的城市。

　　今天的洛阳风光不再，京都成为旅游者新的“朝圣地”。我们徘徊在京都的街头与乡野，留意的是漫天的樱花、金光闪闪的寺庙、打折的药妆店、花街的歌妓、动漫博物馆和草间弥生……种种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符号刺激着我们的眼球。我们像观赏山水风景一样看寺庙，不再有信徒的虔诚；我们在姹紫嫣红的园林里游走，不会关心时间与空间在茶庭与枯山水之间的流转；我们在街道的浮光掠影中购物，不再关心这座古都的审美秩序从何而来。

　　如果说一千年前的日本遣唐使在洛阳看到的是权力者设计的艺术与文化，看到的是建筑、寺庙、园林背后的精英的面孔，那么今天身为游客的我们关心的只是被消费文化包装得美轮美奂的京都的“颜值”。

　　城墙街道

　　洛阳城经过魏晋、隋朝和初唐三帝的苦心经营，逐渐成为政治、军事、商业、宗教和文化的中心。隋唐时期的洛阳实行的是“坊市制”。城内的数十条大道纵横交错，把洛阳城分割成百余个“坊”和三个“市场”。城墙与街道是权贵的堡垒，也是平民的藩篱，城墙把贵族与平民的生活区隔离开，居民区严格按照居民从事的职业来划分为：通商里、乐律里、奉终里，等等。居民在宵禁制度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双规”的商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市场里经营。洛阳城纵横交错的街道，棋盘一般井然的视觉秩序由权力者和文化精英所设计，庶民的行动与肉身被街道所约束和“规训”。

　　洛阳的街道上，有“白日青春道，轩裳半下朝”的官场得意；也有“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的文人情怀；还有“少年不得志，走马游新市”的富家子的惆怅。洛阳街道的美属于权力精英与文化精英，与庶民无关。

　　行走在洛阳街道上的文人与官宦，无论起点在哪里，终点永远只有一个：上阳宫。鸳瓦鳞翠、虹梁叠壮的上阳宫是皇上的Home Office（家庭办公），“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恢宏壮丽的宫殿是属于权力者的美，与庶民无关。

　　8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旧名），平安京就是洛阳的翻版。日本的遣唐使模仿长安和洛阳而建的平安京，以朱雀大路为中心，把城市一分为二，一边是右京（又称长安），另一边是左京（又称洛阳）。平安时代中期，左京成为平安京的繁华中心。

　　模仿洛阳而建的京都同样遵循着权力者的视觉秩序，有井然的街道，没有公众的广场；有皇家园林，没有公共的艺术，直到今天，京都的街道依然保存着一千年前的专制权力的视觉秩序：井然而冰冷，繁华而单调。

　　今天的日本建筑师与艺术家最耿耿于怀的就是，京都的街道与一千年前一样，没有公共雕塑，也没有大型的广场。

　　日本人的私人空间的概念与西方不同，在希腊和意大利那些蜿蜒错落的街道上，人们利用每一处小空间搭凉棚喝咖啡，私人空间自然地延伸到公共空间中。美国的城市住宅区的前院绿草茵茵、花团锦簌，庭院的私人空间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而日本的庭院则属于内部的私人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街道截然分开，这也让日本的街道显得朴素单调。

　　日本建筑学会原主席芦原义信说：墙对日本人来说就意味着内外之别，墙内就是家和宅，墙外就是与个人生活无关的公共空间。日本人热衷于墙内的艺术装饰，对于墙外的城市空间里的公共艺术兴趣不大。日本人可以把墙内的园林和室内设计做得非常精致，但是不会把墙外的公共空间当作墙内的家宅一样费心费力，因此日本街道与公共艺术品乏味而无趣。

　　京都的街道因为没有公共艺术和公共广场而显得乏味而无趣。西欧的广场与其说是公共场所，不如说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对热爱公共生活的拉丁民族来说，街道就是居所的延伸，意大利的公共雕塑密布大街小巷。西欧的广场由精美拱廊、花纹地砖、恢宏教堂、公共雕塑、雕像壁龛所构成，一个广场就像一座园林一样是需要进入其“内部”欣赏的“艺术品”。广场不仅是市民休闲活动的场所，也是古代的人民参政议政、表达公民意见的政治场所。实行城邦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古希腊有着许多精美壮丽的大型广场，而由专制权力设计的洛阳与京都，显然没有广场的基因。

　　如果说京都的街道像棋盘，那么其中的建筑物则像方块形的豆腐，让街道显得更加单调冰冷。京都的大楼呈四方形，街道转角处形成尖锐的直角，而纽约等大都市街道转弯的“阴角”（把直角削去剩下一个平面），“阴角”的街道在心理上更有亲切感和包容感，让人心安，而直角街道显得冷冰冰。

　　日本和美国都讲容积率，但是美国大都市大多不限制楼层高度，而日本对楼层高度有限制，于是我们看到美国有许多高耸入云的摩天楼，楼前总有一片公共空间摆放室外雕塑。而日本则像一个壮实的火柴盒一样把整个规划地面全部占满，直到街角路边，没有留下任何公共雕塑留下任何空间。

　　京都的街道文化与公共空间依然保留着一千年前的权力者的设计格局：只要方便的管理与秩序的井然。因此，京都的街道既没有西欧的市民社会那种杂乱而热闹的亲切感，也没有美国的现代社会对公共空间的艺术化。今天的旅游者倘若要领略京都街道之美，只能在村间稻田和乡间小道，又或者川端康成笔下那些低矮错落的狭窄小巷当中，去寻找另一种京都街道的颜值。

　　佛教建筑

　　经过曹魏、西晋、北魏、隋朝等历代数朝信佛的帝皇的建造，初唐时期的洛阳俨然已是中土佛都。初唐的洛阳城“内外凡一千余寺”，浮屠宝塔林立，寺庙尼庵遍布。有“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的天下第一的永宁寺，也有“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塑造的天宫寺如来金身。

　　洛阳的寺庙由皇权而兴，也由皇权而衰，在佛教兴盛的年代，奉天子为当今如来的佛像，广殿高塔皆是宏大壮丽的皇家审美。在北周武帝、中唐武宗的灭佛毁寺运动中，寺庙同样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洛阳的寺庙不仅仅是城市空间里的建筑，也是政治风云起伏的象征。

　　虽然佛云众生平等、五蕴皆空，但是洛阳的寺庙在皇权的支持下无不极尽奢华，“金刹共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共壮。”日本遣唐使“见洛阳宫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他们分不清是皇家宫殿在模仿佛教典籍中的天上佛国的气象，还是人间寺庙模仿皇家宫殿富丽堂皇的气质。有的遣唐使常驻中土研习佛法，有的学成之后回到日本传法建寺，日本的佛教由此兴起。

　　奈良时代，日本建成国家佛教体制。奈良末期，政治秩序混乱，民生凋零，桓武天皇希望藉重佛教精神重整国风，在延历十三年迁都平安京（京都）。籍国教之名，借皇权之力，京都的寺庙自此遍地开花。

　　与洛阳的园林一样，洛阳的寺庙样式在京都也发生了变形。洛阳的寺庙多用砖石，厚重的结构和华丽的外表背后是建造者希望流传万世的希翼。而日本寺庙多用木材，外表素雅简朴，在多发的火山地震之前，寺庙也不敢奢望能建万世之基业。但是历史却开了一个玩笑。厚重的砖石没能挡住灭佛运动与战火，轻盈的木材反而历千年而不倒。

　　洛阳的寺庙多松柏，京都的寺庙多樱花。成片的樱花盛开之时，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凋谢之时，如晚霞夕照散满大地，这就是一荣俱荣、一焚俱焚的武士道精神。日本人对此种集体死亡之美崇敬不已。京都寺庙水池里的锦鲤也象征着武士道，据说锦鲤一旦被放到案板上就不再挣扎逃脱，日本人欣赏此种从容面对死亡的精神。寺庙里的樱花与锦鲤寓意着佛教之外的另一种日本式的死亡观。

　　如果说遣唐使怀着朝圣的情怀面对洛阳的寺庙，那么今天的旅游者看京都的寺庙只不过像是看一道寻常的山水风景。如果说遣唐使试图在洛阳的寺庙中寻找心灵的皈依，那么今天的旅游者只不过在京都寺庙的许愿池前匆匆地灌下一碗心灵鸡汤。

　　一千年前的遣唐使在少室山的寺庙中登高远眺，仿佛脱离凡尘。“独步危梯入杳冥，天风潇洒拂檐楹。”望着山脚下的渺渺众生，听着穿过松柏的涛涛风声，心境渐清静，逍遥欲见性。

　　今天身为游客的我们，站在清水寺本堂的断崖上远眺京都，眼前一片姹紫嫣红，身旁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无时无刻不提醒我们，谁也逃不脱红尘滚滚的喧嚣。

　　今天身为游客的我们，也并不希望在京都寺庙的暮鼓晨钟中追寻隋唐的乡愁。我们要看知恩寺那个全日本最大的梵钟和最长的佛珠；我们要看全日本最高的东寺佛塔；我们要看三十三间堂的千手观音，还有最长的观音主殿·……我们游览寺庙仿佛看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一切都以视觉刺激与破纪录的奇观为最高标准，这也是流行文化审美下的颜值的最高标准。

　　山水园林

　　如果说隋唐的洛阳的街道是权力者的棋盘，那么洛阳的园林就是权力者的后花园。洛阳的园林也是文人的栖息地、隐士的庇护所，也是权力精英雅集的秀场。当然，也与庶民的审美无关。

　　洛阳园林始于殷周时期，在魏晋南北朝形成第一个高峰，当时要在上层社会混，倘若没有一个私家园林，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到了唐代，洛阳的园林达到第二个高峰期，洛阳城的园林“内外足有一千余处”。

　　洛阳的园林经历了：殷周时期的动植物时期，南北朝的自然山水时期，再到隋唐的文人化时期。最初是欣赏园林里的珍禽异兽的活泼生气，而后欣赏植物的四季变化的美，接着欣赏人改造自然的建筑之美，当唐诗宋画的意境与园林山水的实景结合之后，最后达成天人合一的文人审美。

　　日本的遣唐使在京都翻版了洛阳的街道，同样也在京都复制了洛阳的园林。京都建造了最早的日本园林，也拥有全日本最多的园林。京都的园林从模仿洛阳园林开始，经历了动植物、中国式山水、岛池式山水，最后转型为禅宗的枯山水，再到茶庭的无山水。京都园林是一个从真山水到枯山水，再到无山水的禅宗的皈依。如果说洛阳的园林是从写实主义到表现主义的流转，京都的园林就是从具象到抽象的变换。

　　中原幅员辽阔，名山大川遍布。洛阳“东望荆州，南面少室，北有太岳，三河之分，雷风所起，四险之国也。”京都没有洛阳的“形胜甲于天下”的自然环境，也没有洛阳的地貌广阔。山多平原少的京都在模仿洛阳园林的时候，规模、意象和景观都大不一样。

　　如果说洛阳的园林是大陆型、山路型，京都的园林更加偏向海岛型，水路型。京都的园林以水池比拟海洋，以石块象征海岛，无论是皇室的大型园林，还是寺庙的枯山水，又或者私家茶庭中的洗手钵，水始终都是园林设计的主题。

　　洛阳的园林，以山为骨，以水为脉，以土为皮。洛阳园林因文人审美而由真山真水逐渐发展成写意山水。而京都的园林则是以海为母，以岛为心，以木为衣。

　　洛阳园林是路游为主、舟游为辅的景观，京都的园林由最初的路游、舟游，发展成为枯山水的静观、神游。洛阳园林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京都园林处理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洛阳名为“天下之中”，一切审美以宏壮、高大为标准，而京都园林则以精致、平远取胜。洛阳的园林建筑厚重典雅、大山阔水、雕梁画栋。京都的园林建筑轻盈优美、矮山浅池、不施粉黛、树多屋少。

　　洛阳的佛教鼎盛，但是佛教园林的宗教性并不浓重，文人风格的洛阳私家园林的审美影响着佛教的园林，诸多佛教园林无论是城内的小庭院园林还是山间的大风景园林，与儒家文人审美的私家园林并无区别。

　　京都园林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京都的寺庙园林的禅意、空寂、枯山水的风格影响着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如果说罗阳园林是儒家的文人式意趣，京都园林则是佛家的哲学化审美。

　　隋唐时期，洛阳的住宅与园林之间的高墙，把建筑隔离成前宅后院，功能性的建筑群在前，休闲性的园林在后，所谓的“前衙门后花园”，入世的凡尘俗事在前，出世的精神隐逸在后。而京都的住宅与园林的墙，大多把建筑隔离成前园后宅。园林的一墙之隔，隔离出中原文化与岛国文明之区别。

　　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之后，私人园林与皇家园林逐渐成为开放式的公园。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京都的皇家园林与寺庙园林也逐渐向公众开放。从皇家到私家再到公共化，这是权力与财富由高向低流淌的过程，也是审美视角由精英向庶民转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