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4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城镇化建设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能一味追求提高城镇化率这一统计数字。在经济增长换挡期，如果仍然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的速度，会使得城镇化脱离经济发展，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此外，对于“京津冀一体化”，他指出，北京“城市病”的根源在于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未来将做一些顶层规划及“外科手术”，转移北京的部分功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鬼城”有房无人后患无穷

杨伟民在4月20日的论坛主旨发言中指出，目前城镇化推进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工业产能过剩等全新的历史背景，需要改变原有的城镇化发展思路。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要把提高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作为一个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分解，级级加码，不要拔苗助长，更不要搞大跃进。”杨伟民强调，在经济增速减缓后，如果仍然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就会使城镇化脱离经济发展，出现有房无人的“鬼城”，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他提到,“现在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房子是建起来了，但人却没来，积累了一大堆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后患无穷的。”

杨伟民透露，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由传统的目标导向模式转变为问题导向型，有针对性地解决已经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经常设定一个追赶型、展望型的目标，一定要到某年某月达到一个指标。欠发达地区一看全国平均指标是多少，和它还有多大差距，就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倒推自己应该每年提高多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疏解功能缓解北京“城市病”

谈及如何解决“城市病”的问题，杨伟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微观形态调整的一个重要示范，由于目前不可能对所有大城市如何调整微观形态提出整体方案，所以首先选择在问题最突出的京津冀地区进行试验。

“北京‘城市病’的根源不在人，在于功能太多。人多是由功能派生出来的，不是本源性的问题。过去简单地说控制人口，结果人越来越多。所以北京‘城市病’的问题根源是功能集中过多，集中了太多的‘非首都’功能。只有控制增量功能，疏解存量功能，才能缓解北京的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杨伟民表示，未来将做一些顶层规划和“外科手术”，转移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在他看来，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种全新尝试，“过去提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由于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大，所以政策都比较粗，比如整个西部地区就实行同一个政策。现在来看，应该更加重视类似京津冀这样的次区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产业怎么样优化布局，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共赢，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