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居住关系探析
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颇为宽泛的社会学名词，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人们价值观所制导的，满足其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整个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典型特征。生活方式的形式有多种，有个人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有闲暇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有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有城市生活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在这里，有关生活方式的界定，可能更需要面向城市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生活方式。
一、城市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系
1．传统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系
城市生活方式是指城市居民所特有的生活活动的典型形式。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是全体城市居民共有的，而不论其阶级、阶层归属。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是由城市经济条件决定的。居住影响城市生活方式，同时生活方式也影响居住形式，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弄堂就颇有代表性。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古都，生活方式中的等级与正统意识渗透到居住形式上，形成了北京四合院的居住特色。
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在上海则表现出弄堂的居住特色。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被选中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而对外开放，居住方式也就重重地带上一种“住以商而存、商以住而兴”的特征。“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成为一种典型的居住方式。后来，它演变为一种让千千万万上海人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并由此而形成了近代上海市民特有文化与素质的、使上海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居住形式——石库门里弄，上海人称之为“弄堂”。
2．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对居住形式的影响
2001年，北京市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为3084美元，突破3000美元，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6．2％，食品、衣着类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下降，居住、医疗、教育、交通等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人民生活开始进入富裕阶段。
北京城市生活方式集中表现出住房需求快速增加，私家车拥有率迅速提高，资源环境问题的增多带来人们对环境的愈加注意，注重教育投资和健身投资。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居住需求的一个重要趋势则表现为居住的郊区化。
目前北京城区内的人口和建筑密度分别是近郊区的2．2倍和1．4倍，其中个别地区人口密度高达5万人/平方公里。此次非典型肺炎的广泛传播，让人们更加警惕与重视居住的环境问题。sars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会加快有着工业导向型与居住导向型相结合为自身特点的住宅郊区化。而从居住者来说，现阶段北京居住郊区化的特点有两个，即主动郊区化与被动郊区化，前者看中的是郊区的优美环境和舒适生活，后者则是被郊区住宅的低廉价格所吸引。
郊区住宅的购买人群可以大致分为中低价位和高价位两个层次的购买人群。中低价位郊区住宅的购买人群主要由以下三类人组成：其一是位于郊区想改善居住条件的本地居民：其二是在北京工作或经商的外地人；最后是居住地位于城里的拆迁户。这几类人群的共同点是经济实力有限，往往是首次购房，特别重视房子的总价和经济实用性。同时，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限，拥有私家车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与城区便捷的交通联系特别是轨道交通联系被他们非常看重。而高价位郊区住宅的购买人群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往往在城区有一处不错的住房，收入较高，工作、家庭比较稳定，交通主要依赖私家车，为了提高生活居住品质，希望在郊区拥有一套舒适的第二居所。这类人并非顶级消费人群，既追求情调又看重实惠，因此环境优美、社区单纯、产品精致且附加值高的房子为他们所青睐，当然靠近快速交通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在居住模式上就体现为以下两种：一是轨道交通居住模式。用相对密集的轨道站点来解决北京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这类郊区住宅的设计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二居或三居是绝对主力，户型设计紧凑，经济适用，面积适中或相对偏小，粗装修或满足基本需要的精装修。二是高速公路居住模式。对于这类郊区住宅，townhouse和多层板式公寓等低密度住宅是市场主流。
3．城市生活方式与适度的居住区规模的关系
城市生活方式要求居住区的规模应该适度，房地产开发并不能等于城市运营，房地产开发商不可能代替政府，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管理。“大盘”开发对城市管理制度已经形成冲击。目前，很多“大盘”基本上是在城市规划未能涉及的地方开工的，这些地方城市基础设施还不到位，几百公顷的大块土地由一家开发商独自开发、营建一个住宅区，可住人口达十几万人、二十几万甚至三十几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50万以上为大城市）。住区建成后，二三十万人口的大住区中必然有大量的行政、司法、公安、文化、教育、医疗等大事，如没有政府实施管理，单靠物业管理公司很难承担得起如此重大、繁杂的管理责任，因此，在这样的“大盘”内生活居住，势必会对生活方式产生不利的影响。城市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有适度的居住规模相适宜，而且适度的居住规模离不开政府市政建设的支持。
二、家庭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系
家庭生活方式是指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为满足其整体和每个成员个体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方式。家庭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夫妻的婚姻生活，家庭的物质与精神消费生活，家庭的闲暇生活，家庭的宗教生活，家庭的交往生活，家庭的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以及进入每个家庭习惯的家风。
1．家庭生活方式与居住空间的关系
家庭结构不同对套型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在家庭结构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家庭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职业，年龄、文化修养、生活情趣、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套型要求也有差异。我国城镇家庭生活模式主要有如下3种：
一是工作学习型：这种家庭多为知识阶层和年龄为中、青年的核心家庭。他们对住房的要求并不计较起居厅的大小，也不需要单独的会客厅，但必须有安静的学习和工作空间，一定要有面积足够的书房、工作室，甚至卧室面积也可以做得小一些。
二是生活休养型：指一般生活或娱乐休养为主要的家庭，年龄多为中、老年人或处于过渡期的青年夫妇。他们对住房要求要有供家人团聚的公共活动空间及较大的室外活动空间，起居厅可兼用餐，卧室较大可兼做起居，卫生间必须使用方便。
三是社交活动型：主要生活行为是会客交友，主要活动是与客人交谈与娱乐。他们希望有大的活动空间和会客空间，以中年干部、文艺工作者、企业家为多数。对住房的要求除起居厅外还应有一定面积的独立会客厅及餐厅，厨房较大以满足家庭宴会的需要，客用卫生间一定要单独设置并有一定的面积及完善的功能。套内空间设置要特别注意功能分区，公私分区及对家庭成员私密性的保护。
2．老龄化社会下家庭生活方式的居住长寿性要求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善孝为先”，《孟子》中的《齐桓晋文之事》有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向来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房地产开发中的居住规划与设计必须考虑到老龄化社会的住宅需求。这里有住宅长寿性和老年公寓两个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系数达到10％以上（60岁以上人口）或7％（65岁以上人口）时，标志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年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陈朝先著，1998年版）。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到21世纪中叶将超过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8％，即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据预测我国65岁以上老人数将从2000年的0.94亿（占总人口的7.3％），增加到2050年的3.34亿（占总人口的22.6％）（北京大学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网站提供）。我国自1999年以来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快。因此，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和居住问题是摆在我国和各个城市面前的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老年人选择养老和住宅的方式，由于历史和传统观念等原因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
我国家庭生活方式中的“养儿防老”、“三四代同堂”的观念和家庭组合在不断发生变化，而小型“核心家庭”、“三口之家”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而且，目前“四二一”的供养关系不断增加，使中间代所承受的压力很大，家庭矛盾也随之增加。同时，随着老年人观念的变化，不少老年人更加关心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愿意和子女同住，独老户的比重不断上升。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调查材料显示，北京市50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希望现在住进老年公寓和将来愿意入住的分别为10.4万和30.8万（北京晚报2002年10月19日）。目前武汉市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以与子女同住为主占65.2％。有47％的老人希望与子女共同生活，52.4％的老人希望与子女分开居住；现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中，有64.8％认为这种方式很理想，而有35.2％的老人则希望能分开住；现与子女分开住的老人中，有84.6％仍愿与子女分开住，有15.4％的则希望与子女同住（《城市规划》2002年第3期）。我们应针对老龄化社会和长寿性的需要，住宅应进行无障碍和可塑性设计，并设置相关设施，包括老年人的扶手、防滑和报警等装置。
三、个人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系
研究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应该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2002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不可否认，这种划分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比较全面地勾画或描述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具体图像，而社会阶层的不同，构成了个人生活方式的不同。
同时，个人生活方式依人生阶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人生的阶段是人生流程中的客观存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斯·韦伯在其主要著作《组织理论与管理》一书中，把人生分为七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青年初期、青年期、成人前期、成人与中年期，老年期。韦伯参考借鉴其他研究者的成果，依人的生理发展阶段来划分人生阶段。由于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其阶段性，因此，居住的套型设计宜灵活可变，以延长住宅的功能使用周期。建筑结构科学的发展及施工技术的进步，使得住宅的物质老化期为100年以上；而住宅使用功能老化期仅为20年左右，住宅内的装饰及配件的老化期仅8～10年。为充分利用建筑物的物质生命周期，应设计建设能够调整用途，调整空间、调整支配权的灵活可变式住宅。实现套内可变、同层可变，从而延长住宅的功能循环周期。北京奥林匹克花园在多层住宅中采用短肢剪力墙结构体系，完全创造了一个新的全寿命周期平台，使住宅做到“一二十年不落后，三四十年可改造”，短肢剪力墙技术不仅为居民提供了抗震性能良好、空间跨度大、方便灵活分隔的“居住平台”，更为重要的是替代了粘土砖，节约了资源，促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系
有人说健康可以被看作是生命中的1，而每获得一份成功，都在1后面加一个0，你获得的成功越多，人生价值也就越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健康，失去了这个“1”，这个1后面跟着的所有的“0”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说“健康是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这一著名格言深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生活方式与健康关系极为密切。现代医学认为六成慢性病是生活方式病，在慢性病的诱因中，遗传因素只占15％，社会因素占10％，气候因素占7％，医疗条件占8％，而个人的生活方式占60％。这说明，许多慢性病实际上是生活方式病。
从居住规划设计的角度上，居住区应该设置体育运动与健身设施，充足的运动设施可以刺激并促使人们进行健身和体育运动，由此引导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运动在健康生活方式中举足轻重。一项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缺少运动的生活方式是世界十大致死和致残原因之一。缺少健身活动使所有疾病的死亡率增加，可使患心血管疾病、ⅱ型糖尿病和肥胖的危险性加倍。它同样还使患结肠癌与乳腺癌、高血压、脂质失调、骨质疏松症、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危险性增加。
医学之父西波克拉底讲了一句话，传了2400年。他说：“阳光、空气、水和运动，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在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和开发配套的投入上重视体育运动设施、场地的建设，无疑能为居住区居住者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健康性提供积极的促进因素。这里当然还包括组团绿化、环境照明、儿童游戏场地、老年活动场地等小区环境设计和建设的问题。在考虑了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居住规划设计与建设，将会大大地提升体育人口，特别是主动体育人口的数量和比例，进而促进个人生活方式的健康。
在笔者想结束本文时，突然感觉到，其实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更为细致研究的课题，但至少“居住改变生活”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摘自《中国房地产报》 宋庭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