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划三剑客 决战西九龙—我对西九文化区概念规划方案的点评
香港大学建筑系 朱涛
香港西九文化区的建设项目恐怕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也是一直富于争议性的文化建设项目。8月20日，备受关注的文化区三个规划方案终于出台了！三家规划设计顾问公司——英国的Foster + Partners（以下简称福斯特），香港的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李严或严讯奇）和荷兰的OMA（以下称OMA或库哈斯），各自领取酬金约4,900万港元，经过一年的闭门铸造，终于向香港公众亮出自己的绝招。三个概念规划方案自8月21日起在香港会展中心等地展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收集市民意见，最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将“综合各方意见”选取一个主导方案。
“西九兴亡，匹夫有责”。我去仔细看了展览，研读了各设计公司提供的资料，产生一些个人看法，想提出来，与大家交换意见。在直接讲我个人看法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基地的现状——这是我评判各方案的出发点。
西九头顶几大怪
我们香港城市有诸多特色，其中包含两大精髓：便利的公共交通和生机勃勃的街道文化。前者体现为发达的地铁、公交、电车、航船线路以及相互间便捷的接驳；后者体现为密集的街道网络、频繁出现的街道交叉口、小尺度的街区划分、沿街多样的小商业设施、以及——很重要的——似乎永远都不缺的人气——步行人流。有时走在铜锣湾、旺角的街道，我也会觉得有点太过拥挤。也许人口密度稍低点，街道稍宽些会让人更感舒适。但这只是个度的调整问题，香港街道文化的本质构成总的说来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总之，便利的交通加上街道文化这两大精髓，结合其它特征，形成的良好城市空间格局在港岛、九龙比比皆是。
但是，西九文化区周边的城市环境现状如何？相信去过的人大多会同意我，也有两大特点，与香港的城市精髓恰恰相反：极差的公共交通通达性和极端反人性的步行环境！与紧靠东边的尖沙咀和油麻地两个片区的小尺度街区划分、密集的街道网络、方便步行的街区环境、热闹非凡的街道生活相比，西九片区简直就是城市生活的死角和荒漠。
随着西九高铁车站和文化区的建设，各种水、陆路和地铁交通的延伸、接驳，也许该区域的公共交通通达性将会得到改善，但要挽救该区恶劣的步行环境实属不易。这是因为城市规划的不当，已经在西九文化区北部制造出至少两个庞然怪物，极大地扼杀了城市地面层本来可能具有的生机。
第一怪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和西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规划上仅关注南北向的快速车行交通，却严重割裂了西边油麻地避风塘海滨和西九海滨长廊与东边城区的步行连结。现在空旷、冷漠的车道上空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天桥来应付可怜的步行者。
第二怪是紧邻西九龙公路东侧的圆方商场，其上部包括ICC、天玺、擎天半岛、漾日居、凯旋门、君临天下等一组超高层塔楼，地下为九龙机铁站和地铁站——一个超大规模的商业楼盘开发。本来这样一个大型综合开发项目，它所带来的三维交通连接、大量的人气和商机对城市片区发展可能是好事，但令人叹息的是该楼盘几乎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表达出对街面上城市步行者的冷漠。该楼盘占地约六公顷。同样大的地块，在九龙老区如油麻地可以细分出十几条街道、近四十个街区，让众多行人得以自由穿行其间，形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网络和小商业网点。但是高达四层的圆方商场作为一整个裙房将整个地盘满铺，将地盘内空间都纳入一个商场中。商场内部的地铁、巴士和汽车流线倒规划的井然有序，但却没有设一条公共步行街道穿行这个庞大的楼盘。城市行人要么被吸纳到商场里面，在以所谓“金木水火土”五大主题的精品店迷魂阵中，寻找自己要去的目的地，要么只能沿着2-300米见方的巨大地块外围绕行。更可怕的是，如果沿楼盘外围在街面绕行时，该建筑没有向沿街开放哪怕一家小商店，而是出示大片实墙和无数机房排气排烟口、后勤通道、车库出入口。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导致该楼盘如此敌视街上的行人？
前述两大怪物已对西九文化区西北边的步行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紧接着再往东，第三个超大街区开发项目是正在修建的西九高铁总站。一方面，该项目是对城市有积极意义的：它不光是一个香港城市内的交通枢纽，也是一个区域交通枢纽——香港连接珠三角和全国高铁网的端点。按设想，它将为南边的西九文化区去带来汩汩人流，确保西九的外来人气以及西九对香港之外区域的辐射力。但在另一方面，无论建筑师多么精心地规划设计，该建筑本质上是一个大型、集中的铁路客运站。它需要巨大的室内空间和室外场地来集散众多人车流。形成尺度怡人的街道步行空间并不是它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恐怕也很难做到。
于是，在城市地图或卫星照片上，我们会赫然发现，西九文化区北部头顶三大块巨构——西九海底隧道口、圆方综合体和九龙高铁站。它们并排联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其特征表现为超大街区划分、巨型建筑、令人望而却步的步行环境等等。这与紧靠东边的尖沙咀和油麻地的密集细微的城市肌理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九龙老区的城市质感看起来像是织布机细密的编织而成，那么西九新区则像是个超人医生在挥舞大砍刀给城市动大手术：先整块整块地切除，再大块大块地植入异物。
那么，回到西九龙文化区规划这个话题，在我看来，该项目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便是：规划师是继续给城市动大手术，砍出大片空地，再在上面植入各种独立、巨构式建筑，继续加剧城市外部空间的割裂，进一步恶化城市步行环境，还是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为城市疗伤，尽可能修复已被肢解、侵吞殆尽的城市公共空间，竭力建立起西九龙与东部尖沙咀和油麻地老街区之间的步行连接？
三剑客各显神通
不用说，三位杰出的规划师、建筑家都深刻意识到上述问题。细读他们提出对策的共同点和差别，做出明智选择和综合，对西九龙未来的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三家都不约而同地摒弃了二战后西方城市更新项目中盛行的现代主义规划模式——先将城市中心开辟成一大片空地，再在其上放置一组独立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彰显建筑地标的震撼力。三家转而都强调城市外部空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要比独立的地标建筑更重要。
比如严讯奇的“文化经脉”案反复陈述美好的城市不在于“炫耀几个地标”，而是如同“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城市图景，“充满了群众活动的能量，一种延绵不断的城市活力”。他们认为“西九文化区的设计精髓，是通过营造一个绿色互动的环境空间，产生一种‘能量’……”
库哈斯的“文化新尺度”案将构思概括为两部分，先是“草木繁茂的公园、辽阔的公共空间”，然后是“三个以‘村’的概念演化而成的社区”。
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园”一案，一开始这样描绘（理想的）城市：“城市，是由小巷，街道，公共空间，公园，还有平凡的建筑群和好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所交织而成”。注意这里福斯特对城市元素的排序：先是一系列城市外部空间——公园、公共空间、街道等（奇怪的是各项具体排序在中英文版本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整体思想表达），然后才是作为实体的建筑。而且，建筑中先是“平凡的建筑群”——大量的“普遍的”建筑，最后才是“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即少数几个地标性建筑。
简言之，在整体城市哲学上，很难说三家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几乎可以说，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在很多城市开发中的失败后，大家都趋于谨慎，趋于重新珍惜那些传统城市中的成功经验，如对街道网络、公共空间、绿化空间和城市肌理的爱护。三家方案设计思路和手段的差别，是在更细的层次上展现出的。下面我一一评点。
（一）福斯特案
我个人归结起来，该方案由三项中心元素构成：街区、公园、独立地标型建筑。
1.街区
在基地东部，福斯特规划了一条带状的城区，以求得与基地外边缘现有的街道网络连接起来。沿南北向，除连接高铁站战前广场和城市干道外，福斯特还细化街区，在楼与楼之间留出很多空隙，让海风和海景渗透过去。沿东西向，福斯特设有三条平行街道：北边利用现有的柯士甸道（规划有高架轻轨电车，协助东西交通）；南边是海滨长廊，向东与九龙公园相连，向西引向一个巨型海滨公园；在这两条道中间，是一条步行的“中央大街”，可称为整个带状城区的脊柱。街北边多是较高层商业开发楼宇和少部分小型文化设施，街南边则是一排主要的文化设施，如中大型剧院、音乐厅、戏曲中心、舞蹈戏剧学校、M+博物馆等。以步行街的方式将众多文化、商业设施组织起来，一方面与东部九龙老区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内部营造出更为悠闲、舒适的街区气氛，这让我想起纽约的百老汇剧院街区和伦敦的西区剧院街区，颇产生一种期待之情。
2.公园
福斯特案，既然名为“城市中的公园”，其更显著的特征是将大部分建筑都紧凑地规划到一个带状城区内以后，得以腾出一大半滨海的基地，将之变为一个19公顷、内有5000棵树的壮丽的海滨公园。
这规划上的一紧一松的招式——一边是与现有九龙老区相连的紧凑街区，另一边是宽阔的滨海公园，高度的城市性和慷慨的回归自然相辅相成——令我激赏！不用说，这公园让人立刻联想到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它为纽约增添了多少魅力！而在香港，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城市公园。维多利亚公园只不过是一大堆球场加几簇绿地，而中环的香港公园充其量是个放大了点的园林，九龙公园过于拥塞和人工化。也许有人说，在二十世纪还要因袭十九世纪的曼哈顿中央公园的模式，是不是太因循守旧了点？我想说，现在只是“概念规划”阶段，关键是要做出决策，要不要这样一个“城市公园”。如果要，至于公园到底是什么形式，什么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公园”，可在下一步公园设计中探讨。坦率地说，看到福斯特案中的公园，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巨型海滨公园如真能实现，即使西九文化区其它所有设施都不修了，都可算是西九对香港城市的一大贡献！
3.独立地标型建筑
还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中有些规模庞大的建筑是很难被有机地融入街区内部的。它们必然要求有开阔的空地，它们从城市连续肌理中独立出来，有潜力起到地标的作用。这些建筑就属于福斯特所说的“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
就福斯特案具体而言，第一栋地标建筑是卵形歌剧院。福斯特将它放在基地的中央靠北地带，恰好位于中央大街和海滨公园的交界处，使它既成为中央大街的东端结束点，又成为海滨公园西部起点。这一招，同时迎合了两种歌剧院的定位传统，一是歌剧院作为城市街区中的地标——如巴黎歌剧院，另一个是歌剧院作为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地标——如悉尼歌剧院。这一箭双雕的规划手法，相当精到！
第二栋是个环绕西区海底隧道口的U型酒店及其延伸段的能源中心。福斯特充分利用该建筑线性的特点，一边利用它阻挡隧道口的交通噪音，另一边为该酒店争取到“无敌”景观——海滨公园、维多利亚港和港岛的景象。我认为这是整个福斯特案中最有想象力的单体建筑，将我痛恨的西九海底隧道口“变废为宝”，堪称神来之笔！
第三栋是规模最大的、卵形大型表演场地+展览中心。福斯特将这块巨石放在面海的基地西北角，以足够的场地来解决人车流集散，减少对东部城区的冲击，这可算是一种理性的决策。但对我来说，产生一个遗憾：从港岛这边向西九龙望去，我们将看到郁郁葱葱的海滨公园，而歌剧院和大型表演场地+展览中心，这两颗“公众的文化宝物”，都将隐身在公园森林背后的两个角落。
这做法当然很安全——谁会不喜欢看到一大片公园呢？但这姿态是不是过于消极？有没有可能在西九文化区的海边，至少放“一颗公众的文化宝物”，如同悉尼歌剧院那样，优雅而自信地向维多利亚港呈现出来，成为在港岛这边隔海相望的鼓舞人心的视觉焦点和文化符号？
我这里只想集中探讨大的空间规划布局问题。福斯特案还有其它一些有特色的想法，如交通规划、零碳排放目标和单体建筑剖面的综合利用等等，我就不再展开讨论。
（二）许李严案
比较一下福斯特和严讯奇是如何开始他们各自的规划构思介绍的会很有趣：福斯特以他特有的“普世主义”的口吻，陈述道：“城市是……”——似乎所有的好城市，不管在哪里，隶属何种文化传统，其遵循的某些本质原则是一致的。而严讯奇则以一个“东方建筑师”的姿态，先兜了一个“文化”的圈子，自问道：“为什么我们会对‘清明上河图’如此着迷？为什么我们要西九？”接下来，严讯奇的设计介绍便循着这两个问题展开，最终想证明，“清明上河图”的精髓，实际上被转译到他们的规划中了。
但更有趣的是，“东方主义”的许李严案与“普世主义”的福斯特案，不管各自说法上有多不同，在很多重大决策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李严案在基地上自北向南，平行排列了三条东西向的空间带：以商业楼宇为主的城市带、以文化设施为主的文化带、以及滨海绿化带——在平面规划的大结构关系上，徐李严案和福斯特案如出一辙。二者的差别体现在具体的街区划分和建筑形态的几何控制上，城市剖面配置上，以及其它一些细节上。
在几何控制上，福斯特案主要以矩形、方形来划分街区和配置建筑体量，使大部分街区和建筑物呈现为“平凡的”街区和建筑。在这些平凡的城市空间框架中，有几种异样的元素跳出来，比如一条对角线街道南北切割下来，呼应北部高铁车站“动态的”形体和人流，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都各自有着独立的几何形态，等等。相形之下，许李严案将对角线、斜切和尖角布满整个基地，从街区划分一直到低、中高层的建筑形体塑造。与福斯特案的“平凡的建筑群+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的等级鲜明的城市构图原则相比，许李严案似乎想让某种“动态的”几何语言涵盖全区，使整个文化区都显得不平凡，以表现他们所追求的“能量” 。
在城市剖面配置上，福斯特案特点是有松有紧，松紧对比很强：建筑剖面上紧，强调各种项目的三维组合，以高效利用建筑室内空间；城市外部空间上则很放松，如中央大街就是地面上的一层步行街（地下设有车行通道），海滨公园就是地面上培育出来的自然公园。相形之下，许李严案则显得处处都很紧张、用力：街道几乎是三维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有好几层转换，地面本身也有大量起坡、翘曲，再加上空中廊道纵横交错。许李严的滨海公园实际上是一排体积大得惊人的低层建筑，其顶盖上通过覆土培植出来的屋顶花园。
另一个重要不同是对地标建筑的摆放。不同于福斯特将所有大型建筑都远离海滨，隐身到公园森林背后的做法，许李严大胆地将一座大剧院放在基地西南角，颇有悉尼歌剧院背靠公园和城区，面向海港优雅绽放的风范。当然，这一定位会陡然给海滨公园增加一系列交通、后勤的麻烦，设计不好也会毁掉海滨公园的纯粹性。但我仍认为值得仔细论证和争取。如处理的好，为海滨公园画龙点睛，为维多利亚港平添一顶“文化皇冠”，何乐不为？
简言之，许李严案在一个本来很清晰简单的总体规划结构基础上，发展出高度一体化，但在几何上又显得错综复杂的城市综合体。它几乎把一个城区当作一整栋建筑在设计——一栋下部有连续不断的巨型裙房，上部摆放一系列高层塔楼的巨构建筑。反复观看图纸和模型，在欣赏很多精彩场景之余，我也产生疑惑：该文化区与其说是一个文化、娱乐、休闲场所，会不会更接近香港的一个超大规模、高密度的商业楼盘开发？建筑师对“清明上河图”的追求，会不会在实际结果上成为比尖沙咀广东道更“高能量”的“周日商业街购物图”？
（三）OMA案
如果说在讲解构思时，福斯特靠宣扬“普世城市观”，严讯奇强调“东方智慧”，那么库哈斯呢？有意思的是，在宣传短片中，这位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创建人，一生鼓吹大都会文明，赞美“巨大”和“拥挤文化”的建筑师，这次来到早已充斥着巨构建筑，可称得上“拥挤之都”的香港，突然摇身一变，显得更像他过去常讥讽的，一生致力于反对超大项目、和底层百姓打成一片、积极保护地方社区的美国老太太Jane Jacobs。库哈斯介绍他的西九文化区由三种元素构成：村落、园林地貌、街道风貌。
1.村落
“村落的概念可以海纳百川，将社会各界繁多而看似矛盾的期望消化、摆脱以庞大浮夸的建设来满足大众的迷思，并能消除“新”、“旧” 九龙之间所可能存在的疏离和对立。”显然库哈斯敏锐地意识到，在过去十年中九龙开发中陆续出现的一些超大商业楼盘开发（其中最典型的就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怪物圆方商场综合体），正在急剧地破坏九龙老区细密的城市肌理和文化多样性。与福斯特和许李严的一体化街区的集中规划不同，库哈斯的策略是将建筑群化整为零，分为三个独立区，即他所谓的三个“村落”，中间以两片开阔绿地分隔开。三个“村落”分别叫“东艺”、 “西演”、 “中城墟”。
“东艺——M+视觉艺术村”位于基地东端，实际上是一个以条状单元层层交叠起来的巨构建筑，其空隙或可称立体的步行网络，与九龙街区有多层面的衔接。
“西演——剧场村” 位于基地西端，是一个水平的巨构建筑。它以一个南北向巨大“甲板”（连续的公共空间和屋顶平台）连接所有规模、形式的表演艺术设施，包括大剧院、音乐厅、室内乐演奏厅、中型剧场和黑盒剧场等。
“中城墟——中村” 位于基地中部，颇像一个“微缩九龙”。除了戏曲中心和首映剧院两栋大型独立场馆外，该村的城市形态模仿老九龙的城市肌理和街道网络。它包括四排东西向密集排列的小塔楼，内含各种小型娱乐、餐饮、文化设施。四排塔楼间夹着三条平行的公共空间，自北向南依次为：社区农田+树林公园、艺墟（艺术市场）、露天市集，以及最南端的海滨散步道。
2.园林地貌（或按英文译作“农业地貌”）
在上述三个村落之间，OMA插入两大片开阔绿地。西边那片在北部还以一个大型露天剧场覆盖在西九海底隧道口上空，既阻挡下部车行噪音，又使上部观众获得向南看绿地、海港和港岛的开阔视野，其展示的场景颇为引人。东边那片，北部正对高铁火车站，可自然成为火车站人流集散空间。东西两片绿地显得各自很独立，远没有福斯特案的海滨公园那么完整、连续。但是OMA的设计说明强调二者之间由 “中城墟”中的社区农田+树林公园相连，东段又与九龙公园连起来，所以仍将所有部分合在一起，统称为一个名为“新境界”的“香港市区最大的公园”。
OMA显然还试图用公园的地面图案设计来强化景观设计的一体性。他们声称受香港稻田、鱼塘的地貌启发，提取出菱形网络图案，统一叠到全区的绿地地面上。“阡陌”交错的路径是人行道和单车道，路径框定的一块块“田园”中将填充草原、花园、竹林、果园和池塘，甚至小型农田等多样景观。
我暂且绕开对规划的理性讨论，简略比较一下我对福斯特案和OMA案的不同美学观感。福斯特案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和清晰性，让人基本可预见西九未来发展的图景。但是它所展示的图景，尤其是对街道生活的描绘，似乎总弥漫着一种中产阶级雅皮社区的气氛。这让我在感到舒适和安全之余，也隐隐觉得有种失落感——如果在建筑层面上，福斯特的美学趣味过于主宰西九龙文化区的话，恐怕九龙老区那丰富、混杂的生活质地将不会被重视，一切都将在福斯特的美丽新世界中被“升级”、抛光，被“城市绅士化”（gentrification）。OMA案则不同，它呈现出拼贴画般的多样图景和质感，令我感到趣味横生。显然OMA十分珍视九龙老社区中丰富、杂糅的文化和生机。在项目配置规划和图景描绘上，OMA有意识地抵制单一的“城市绅士化”趋势，竭力想把高雅与草根文化、全球化与九龙本地社区、都市和乡村等多重矛盾的因素并列或交织起来——这一思路，在我看来，是OMA案为西九龙文化区的定位和开发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然而，在赞叹之余，我对该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有一个深深疑问：三个村落和两片绿地，各自独立性都很强。它们在基地上自东向西一字排开。那么，在地面层，靠什么因素能有效地组织起连续的步行人流，将各空间组团连接起来，而不至于使各部分成为过于孤立的社区呢？与福斯特案和徐李严案一样，OMA也想靠街道。
3.街道风貌
“街道生活是连接三个村庄的主干，它联系着普罗大众、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演艺家，亦把各式各样的文化艺术串联起来。”——OMA这种陈述在理论上没错，而且其实是三家共享的城市哲学，那么这种以街道来组织城市空间的思想在OMA的规划中实际贯彻的如何呢？很遗憾，我认为是有很大缺陷的。
宽泛说来，要形成有生机的街道，通常需具备几个条件：最好在地面，或至少有很好的地面通达性；起点和终点要有强烈吸引力——这样才能产生人流运动；要有连续性——街边（最好是两边）有连续、多样的小商业设施围合，避免中断；街边围合要有宜人的尺度；尽可能达到网络性——不是孤立一条街，而是形成纵横交错、密集的街道网络，等等。
显然在OMA案中，最符合上述条件的是“中城墟”中艺墟（艺术市场）和露天市集——它们本来就是借鉴了九龙老区的街道格局。 “东艺”紧靠尖沙咀闹市，很容易吸纳大量步行人流，所以也有条件在地面层形成很好的街道。不过其多层的“空中街道”在现实中恐怕就是空中走廊，因为在多层空中已经很难再建立起两边连续的商业网点，而且失去了与地面街道网的紧密联系。“西演”靠大空间、大平台组织人流，与街道概念完全无关。
但无论如何，我对OMA的街道概念产生的疑惑，并不在这三个村落内部，而在它们之间的两块开敞绿地，即所谓“园林地貌”构成的公园。当街道进入这两片开敞的绿地，还能称之为街道吗？恐怕只是道路而已。一条好的街道，如上所述，其魅力来自于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两边建筑实体的围合、两边商业服务设施的搭配等等。而OMA案中公园地面上的“阡陌”菱形图案，只不过是开敞空间中的各种斜向的散步道而已。道两边没有明确的空间和功能围合，并不具备很强的人流导引性。也许在人流导向上，“中城墟”和“东艺”中紧凑的街道方格网与“园林地貌”上的松散的菱形散步道在根本上就是相互矛盾的两个体系。
设想一股人流从东部尖沙咀进入文化区，经过“东艺”后，需走过第一个公园的菱形“阡陌”，再经由“中城墟”内的街道，再穿过第二个公园的菱形“阡陌”，最后才能抵达“西演”——这几番急剧转换的空间场景和格局，会给步行者形成一种连续的“街道”体验吗？我很怀疑。坦率地说，我甚至都怀疑OMA案中如此片段化的步行规划，能否真正有效地将尖沙咀的人流引导到基地最西端，近一公里之外的“西演——剧场村”。
地面人流从哪里来？
我在本文开头就提出，由于西九文化区周边规划不当，已经形成非常恶劣的地面步行环境。文化区的规划，不能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主要的步行人流将从哪里进入基地？
OMA在交通规划上的最惊人之举是在基地西北部，远离红线外，在油麻地避风塘海湾上空增设一个巨型“环回吊桥”。具体做法是将佐敦道向海里延伸出一个巨型圆弧桥梁（被一个巨拱悬挂起来），在海面上绕个半圆后，抵达文化区北端的柯士甸道，“既方便汽车进出，又可让游人随意步行和踏单车”。这时，那个赞美村落可以“摆脱以庞大浮夸的建设来满足大众的迷思”的Jane Jacobs式的库哈斯，似乎又摇身一变，变回到那个迷恋超现实巨构的库哈斯。以极夸张的文风，OMA宣称这个“宏大的方案”是为了“纪念”西九文化区使香港成为“文化交汇的中心点”的历史时刻，“这建设媲美纽约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和东京的银座 ……”
这基地之外的超级巨环，会不会将美丽的避风塘海湾彻底毁掉？将为西九文化区额外增加多少造价和法律纠纷？是否真能改善西九交通？是否真的能起到激动人心的地标作用，而不沦为一个空洞的姿态？等等。我这里将所有这些问题都留予别人评说，只针对步行交通发言。在我看来，OMA的这一招简直就是对自己规划方案的一个自杀行为，因为它一下子显露出OMA在步行交通分析上是如此的不靠谱。现实是佐敦道在靠近圆方路段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人，即使有几个，他们也不会愿意在“环回吊桥”上顶着烈日，走一公里到文化区。再说，这悬在空中的一座孤零零吊桥，又如何能与处在闹市中心，极易步行的商业街道纽约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和东京银座相提并论呢？
文化区的西部，如前所述，因为头顶海底隧道口和圆方商场两大怪，是很难在地面上争取到大量的步行人流了。真正有潜力的应是基地东北端的高铁车站站前广场和基地东端的尖沙咀闹市区。福斯特案深知这一点，所以将整个文化区的街区集中规划在基地东北边。而OMA的“三个村落”策略，将所有剧场都放在基地最西端的“西演”里，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巨大难题：如何将基地东端的主导步行人流引导着穿过整个基地，到达基地最西端？当然，除了前面我已分析过的“街道”外，OMA案还展示了天桥、地下通道和公交车等手段。但所有这些附加手段，在我看来，都不足以弥补整个规划上结构性的缺陷。
综上所述，OMA案将文化区化整为零，在城市形态和外部空间塑造上显得极其多样和生动，但同时也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巨大矛盾，即三个村落各自的独立性和步行交通所要求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
下一步？
像西九隧道、圆方商场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城市的怪物项目，之所以能得以实施，要归咎于政府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精英统治——以为少数几个政治、商业和技术精英，关在黑屋里，拍拍脑袋，就能绘制出完备的城市蓝图，甚至可以主宰整个城市运作。
所幸的是，近年来香港市民意识普遍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出来，对城市项目发言。这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监督政府和规划专家，帮助他们避免在建设上由于盲目决策而导致的重大失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董建华时代创立的西九文化区项目，在2002年选中了福斯特的方案——“天幕”。如果当初没有民众的严厉批评，那个疯狂的超级巨构在今天恐怕已在实施中——那将绝对是对西九龙城区的最后一记致命重创！
而今政府另起炉灶，开始又一轮规划设计。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不惜动用1.5亿港元，请三家设计公司就西九论剑，可谓对规划构思重视之极。接下来便是公众参与阶段。管理局宣布用三个月时间咨询公众对三个方案的意见，以作为选择最佳方案的参考。问题是：这三个月能否真正起到公众参与的作用？还是仅仅走走过场，最终又是几个精英人物关在屋里拍脑袋决策？
我本人算是位建筑专业人士，阅读展览中的文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即使这样，从看展览那天起，经过研讨各种相关资料，到基本理解三个方案，并能整理出这样一篇个人意见，共花掉了五天时间。而要让香港广大行外人士首先读懂三个方案，又能切实提出个人看法，相信不是件易事——这三个月的公众咨询期是不是太过紧迫？有没有可能延长为六个月？
无论如何，如果政府要真的追求有成效的公众参与，我认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三家设计公司至少还应该做以下两件工作：
（1）尽可能全面地公布设计成果，让内行看到更多门道。
就每家设计公司获4900万的设计咨询费，长达一年的设计周期而言，现在的概念方案展览和官方网站公布的设计成果显得过于简略，且三家对各问题的关注点和探讨深度上也不相匹配。比如徐李严案的一个中心特征是沿海滨设一片巨型、连续的多层裙房，其屋顶形成人工坡地公园。但展览中却没有出示一张完整的横剖面图或平面图，向观众展示绿色顶盖下部究竟是什么空间，其内部的交通组织如何，等等——这为专业观众理解和认同该方案构思造成困难。1.5亿港元实际上换来的是不是只有现在展览的这些材料？如不止这些，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三家设计公司有没有可能更全面地公布设计成果？
（2）尽可能将问题细化和具体化，让外行不光看热闹。
现在的概念规划展览动用了很多生动的展示手段，如卡通、动画等，相信能帮助非专业人士理解一些泛泛的规划构思。但如果人们还想了解更深层信息，得出自己的精确判断，其实还是有一道很高的专业门槛横在眼前。这不光因为展览中的大量图纸和模型仍显得高度专业化，还因为三个方案是各自独立展览的，它们展示问题的角度、深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这使得非专业观众很难在三家之间进行清晰的横向比较。我在想，在咨询期间的公众论坛等活动中，管理局或民间专业机构能不能帮助公众，将规划涉及到的各类问题尽可能细分，逐项列出来，再相应的介绍各规划方案的解决之道。比如，在海滨公园塑造上，三家各自的提案如何，等等。这样公众才能真正理解各方案的异同，也才能切实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愿这新一轮西九龙文化区的构想和建设，能摆脱少数几个精英就能主宰城市未来的乌托邦旧梦，转而强调城市的打造是一种集体性的、开放的过程。市民的积极参与，多种阶层、社团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持续不断的讨论、争执、冲突、妥协是促使一个城市走向健康发展的保障。
2010年8月25-31日
二、专访西九龙文化区设计师诺曼·福斯特“挑战来自香港人的巨大期待”
作者：刘旭阳，金慧瑜文
从西九龙文化区这一名词诞生的第一天起，围绕它展开的论战就从未停歇。10 多年后的今天，有关西九龙文化区的规划设计终于尘埃落定。由诺曼·福斯特主导设计的“城市中的公园”，入选西九龙文化区的最终规划设计方案。面对质疑和争论，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诺曼·福斯特表示：“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一定会继续推动它前进。”
大约在19 97年香港回归前，美国百老汇歌剧《剧院魅影》赴港演出，却找不到合适的剧场，那时香港就有人建议，是否在西九龙兴建一座具有国际规模的大剧院？这大概可以算得上西九龙文化区的萌芽。到了1998年，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在位于西九龙填海区的临海地段兴建一系列世界级文化设施，希望借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与世界地位。
西九龙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最后一块填海区，与广东道接壤，西南面依傍着美丽的港湾。西九龙文化区选址在西九龙最南端，它的形状像一把长柄勺子，这片由人工填海所形成的40 公顷土地，东西两端长约1.4公里，沿海长度有2.3 公里。从地理地置上看，如果说维港是香港的一条项链，那么西九龙就是项链上最后一颗未经雕琢的珍珠。
从西九龙文化区这一名词诞生的第一天起，围绕它展开的论战就从未停歇。10 多年后的今天，有关西九龙文化区的规划设计终于尘埃落定。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主导设计的“城市中的公园”，入选西九龙文化区的最终规划设计方案。
“城市中的公园”
2010 年 8 月 20 日，备受关注的西九龙文化区三个概念规划方案终于出台：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园”、许李严的“文化经脉：持久活力”和库哈斯的“东演西艺中城墟”。
在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园”中，他这样描绘理想的城市：“城市，是由小巷、街道、公共空间、公园还有平凡的建筑群和公众的文化地标建筑交织而成。”
香港著名建筑评论家、建筑师、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朱涛评价说：“看看福斯特对城市元素的排序：先是一系列城市外部空间─公园、公共空间、街道等，然后才是作为实体的建筑。”在朱涛看来，“ 在整体城市哲学上， 很难说三家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趋于谨慎，趋于重新珍惜那些传统城市中的成功经验，如对街道网络、公共空间、绿化空间和城市肌理的爱护。三家方案设计思路和手段的差别，是在更细的层次上展现出的。”
对于胜出者福斯特的设计方案，朱涛归结为三个核心元素：街区、公园、独立地标型建筑。他介绍说，在基地东部，福斯特规划了一条带状的城区，以求得与基地外边缘现有的街道网络连接起来。
“沿南北向，除连接高铁站前广场和城市干道外，福斯特还细化街区，在楼与楼之间留出很多空隙，让海风和海景渗透过去。沿东西向，福斯特设有三条平行街道：北边利用现有的柯士甸道，南边是海滨长廊，向东与九龙公园相连，向西引向一个巨型海滨公园；在这两条道中间，是一条步行的‘中央大街’，可称为整个带状城区的脊柱。街北边多是较高层商业开发楼宇和少部分小型文化设施，街南边则是一排主要的文化设施，如中大型剧院、音乐厅、戏曲中心、舞蹈戏剧学校、博物馆等。以步行街的方式将众多文化、商业设施组织起来，一方面与东部九龙老区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内部营造出更为悠闲、舒适的街区气氛，这让我想起纽约的百老汇剧院街区和伦敦的西区剧院街区。”
福斯特案既然名为“城市中的公园”，其更显著的特征是将大部分建筑都紧凑地规划到一个带状城区内，得以腾出一大半滨海基地，将之变为一个 19 公顷、内有 5000 棵树的海滨公园。“这规划上的一紧一松的招式─一边与现有九龙老区相连的紧凑街区，另一边是宽阔的海滨公园，立刻让人联想到为纽约增添无限活力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朱涛评价道。
“城市中的公园”第一栋地标建筑是卵形歌剧院，福斯特将它放在基地的中央靠北地带，恰好位于中央大街和海滨公园的交界处，使它既成为中央大街的东端结束点，又成为海滨公园西部起点。朱涛说：“福斯特的这一招，同时迎合了两种歌剧院的定位传统，一是歌剧院作为城市街区中的地标─如巴黎歌剧院，另一个是歌剧院作为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地标─如悉尼歌剧院。这一箭双雕的规划手法，相当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