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山水诗与山水画

宗炳（375一443年），字少文，南朝宋画家，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家居江陵（今属湖北），土族，东晋未至南朝宋元嘉（文帝刘义隆中，屡次征召作官，俱不就。他游山玩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徜徉山水，饮溪栖谷30余年，可谓终老山林了。由于他经历过无数的美丽的山川景物，发掘出山水美的真谛，因而画山水时，能够“以形媚道”，畅其神韵。他除画山水，又善弹琴，还信佛教，在庐山参加慧远憎的“白莲社”，曾作《明佛论》。他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才回到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著有《画山水序》，内中云：“坚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论述了远近 法中形体透视的基本原理和验证方法，比意大利画家勃吕奈莱斯克（Pmilippe Brunlles co，1377一1446年）创立的远近法的年代约早一千年。并主张“神畅”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 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使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又前进了一步。

王微的山水画与宗炳相近，放情丘壑。亦有画论，意远迹高，与宗炳均为文人画之先驱。他提出 画画应“以神明降之”，并以整炼的语言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均是讲画山水画不是自然主观的死板摹画，而是应抒写自己的感情，才具有生命力。

根据文献记载，六朝山水画名作甚多，如顾恺之画过《雪霁望五老峰图》、《庐山图》、《山水》六幅，夏侯瞻画过《吴山图》，戴逵画过《剡山图卷》，徐麟画过《山水图》、宗炳画过《秋山图》，谢约画过《大山图》，陶宏景画过《山居图》，张僧繇画过《雪山红树图》等。就表现技巧看，都能很好处理空间结构，把纷繁复杂的自然景物。加以概括、提炼和集中；就创作思想上看，均能以主观思想感情对待自然景物，做到了比自然更真实，更完美，更集中。故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说：“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去之稍阔，则见其弥小。”并推论处理画面时，“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仑之形， 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这时描写自然界的真实，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法。

宗炳一生好游观山水，不论远近，他都要前往登临，晚年因病居於江陵，不能再涉足山水，常常感叹不已。然而他将平生所游之地用他的画笔绘於室内的墙上，虽然足不出户，却也似置身於山水之间，时而抚琴弹奏一曲，兴趣盎然，不减当年。六十九岁时辞世。

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诗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3]